{1}就事论事，法官此举不但平息了当事人近一年的争执，还树立了亲民、为民的公仆形象，一举两得，不可谓不好。
然而，法院调解却深深地嵌入了带有强制性的权力因素。从政治学的普遍定律来看：权力越是大到不受限制的程度，也就越可能受到更大权力的摆布。
并尽快建立保障法官身分、职务独立保障的制度，藉裁判格式、推理的严谨，程序的公开来达到‘审判的独立。然而，在乡土中国，乡民之间的交往规则、乡村社区的纠纷解决机制，则会呈现出另外一种图景。往高法官的方向再多走几步，其凸现吓唬作用的压制性权力特征也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和设防，尤其是当我们还考虑到对法官行为逻辑构成支配的不仅有国家治理的需要，同时还有各种利益集团经由国家体制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网络而施加的压力，以及法官自身权力寻租的利益驱动。在当下中国，罢诉息讼的实际效果似乎是比任何程序正当、权力制约、规则之治等等意识形态话语都更具说服力的事实〔但这是否意味着，一个有能力的法官只要搞定了结果，他就摆平了一切？这就不难解释，为何我们可以经常观察到，基层治理者往往倾向于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导入压制性的权力载体。{3}(P161)然而，随着各种社会矛盾大量涌入法院，法院系统旧有的，与长期以来实行的计划经济所内在要求的高度集权体制相适应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开始不堪重负。
{20}清官文化提供的权力约束机制之所以可欲，按照方乐的理解：正是因为国家、社会—特别是诉讼人以及法官群体自身都共同分享着这种文化。结果，我们看到，转型中国的司法，都始终是在‘规则／结构与‘情景／文化的规范空间中滑动的。回应上述法律价值观变化的中国行政法制革新已有很多、很大的发展，例如：回应法律价值观变化的行政法主体制度发展，表现为被授权组织、受委托组织、特邀监察员等主体要素增多。
再如，四川省成都市在深入推进行政审批（许可）制度改革，加大政务公开力度，加快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进程中走出了新路子，提供了新经验。例如网上投票、网上追逃、网上公布判决书等等。[2] 这5个突出特点是：（1）从简单拿来主义，到选择他山之石与挖掘本土资源、创新中国经验相结合。由于对政府角色调整、政府职能转变、政府管理方式创新，人们逐渐有了新的认识和日益迫切的革新愿望，许多地方、许多行政管理领域的同志结合实际大胆探索，取得积极成效和创新经验。
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大陆的行政法制经过艰难发展，行政法律规范体系逐步建立，各级政府的依法行政能力逐步提高。软法是指由多元主体非经正式的国家立法程序而制定或形成并由各制定主体自身所隐涵的约束力予以保障实施的一般性行为规范。
在中国，法律价值观的基本变化轨迹可以概括为：封建主义传统下的法律价值观念是君权至上、家族本位、家长主义、等级主义。二是增加了行政透明度，规范了行政服务工作。按照这几条原则，行政规制改革创新举措与之符合者就应容许试验、坚持实行、比较观察，予以认同、容忍和支持，不符合者就应改正或摒弃。特别是对于行政机关工作的领导同志来说，要求其适应新形势树立新的民意观、发展观、政绩观和治理观，这是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要义。
因为行政相对人出于对政府机关的信任，按照政府机关的意愿去行动，难免付出一定代价，而且会形成一种信赖利益，这应当受到政府机关的尊重和保护，一旦受损，应予补救，此谓诚信。[11]这就是注重人本身、强调新民主，对我们整个的行政管理或行政法制发展带来的一种影响或发展趋势。比一站式审批的承诺办理时间平均缩短了20个工作日，缩减率77％。（3）改革创新举措的出发点、目的性必须正当，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有助于私益与公益、公平与效率、自由与秩序的兼顾平衡。
（2）从法律虚无主义到行政法治主义，从形式法治主义再到实质法治主义、功能法治主义。二、观察样本：若干地方政府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经验前已述及，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经济改革不断深入和政治改革稳步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提上日程乃至优先推进，行政管理方式和行政法律制度开始了走向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的革新进程，政府角色由管制者、司令员、传统家长正逐渐转变为指导者、服务员、合作伙伴，政府职能正逐渐由简单片面（或全能无限）转变为适度有限，政府规模正逐渐由庞大（或极小）转变为适中，政企关系正逐渐由对立、疏远或者胶着转变为指导、服务与合作，行政方式正逐渐由单一、单向、强制转变为多样、互动、柔性，行政法制正逐渐由管制型、秩序型、命令型、一味赋权型或一味控权型，转变为服务型、给付型、指导型、权力与权利平衡兼顾型，行政法学也逐渐由机械行政法学、静态行政法学、单纯工具行政法学，转向能动行政法学、动态行政法学、综合功能行政法学。
[7] 关于加强和改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2011年2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的重要讲话中提出：要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加强社会管理法律、体制、能力建设，维护人民群众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良好秩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它还确立了一系列新机制，以促进行政法制创新，包括重大行政决策机制、临机决断机制、裁量基准制度、多元化的争议解决机制、联系会议制度、行政协助制度、期限分解制度、监督评估制度，以及规范性文件的登记、失效、检索、评估制度。
第七，在对行政的监督上，从单纯的权力监督、内部监督，发展到权利救济和权力监督并重、注重完善外部监督机制。中国行政法制建设已经并正在经历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的艰难行程，这是行政法制的民主精神、科学精神、法治精神日益增强、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的交叉复合进程，其与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以及宪政、刑事法治等其他公法领域有着强烈深刻持久的交互影响。为加强对行政审批的监督，市监察局在服务中心设立了监察室，对进驻部门及工作人员的行政效能进行综合考评，并由申请人对受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进行一事一评议。当代行政管理方式可分为两大基本类型：一类是传统的刚性管理方式，可谓之存量的行政方式，如行政命令、行政征收、行政征用、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行政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此类刚性管理方式好似重拳出击，可以立马见效、立显权威，但也易于激化矛盾、小事变大（而这原本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强化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恶化政民关系、损害政府形象、影响社会和谐，因而此类刚性管理方式亟需且正在进行适应当今行政民主化潮流的调整转变，也即进行民主化改造。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是要改变落后的、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管理体制等制度架构，也必然要求整个社会在价值观念、社会认知等文化心理层面的一系列回应、调整、变革。再如，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在克服法律虚无主义之后，重实体法、轻程序法的问题逐渐显现出来，行政程序违法现象突出、影响恶劣、教训深刻。
可见这项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是企业、民众，有助于实现成都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功能和任务。由地方局部试点积累经验加以完善再到全国范围予以推行，也即地方包围中央的立法模式，乃是行政法律制度创新的理性路径选择。
参见莫于川主编：《案例行政法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第439页。在行政管理实践呼唤改革创新的大背景下，自2004年以来在中央一级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共4批、约2000项，大致砍掉原有审批项目的一半，这是切实贯彻《行政许可法》、依法继续推进行政审批（许可）制度改革的举措。
在推动行政法制改革创新的新形势下、新进程中，应当根据变化了的法律价值观，树立与之相适应的下述现代法治观念，否则会在行动上发生重大偏差，这是摆在行政公务人员和社会组织工作人员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软法是指那些效力结构未必完整、无需依靠国家强制保障实施、但能够产生社会实效的法律规范。
可以说，此项行政审批效率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他们确定了许可预告、服务前移、一窗受理、内部运转、并行审批、限时办结、监控测评的28字审批改革思路，以娱乐企业的市场准入审批作为改革突破口，以有无法定因果关系为标准来确定并联或者串联审批关系，利用高科技支撑的审批网络系统平台并通过坚强有力的行政协调，将过去需要向各审批部门重复提交的申请材料改为只需提交一次，由行政服务中心统一接受、核实、保管、扫描、传送有关许可事项申请材料原件及其电子版本，妥善解决了有关审批部门均须审核申请材料原件的长期疑难问题，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极大成效，成为近年来地方行政改革创新的一大亮点。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行政法制改革与创新的政治智慧和资源，主要是在地方、在基层、在民众之中。比如说，当时中央直接给重庆市下达经济指标，虽然也要通过四川省转发，但指标已经是确定给重庆的，到四川省后不会再划分给别的地市，只能给重庆市，这称为单列经济计划管理体制。
传统管理理论认为，一个上级管理6-8个下属是最佳的管理幅度，超过之后就会降低管理效率，不但管理者顾不过来，连纸质的各类统计报表都不便使用。行政机关的服务能力的高低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大影响。
（三）规制改革与创新的法治化路向在前述社会背景因素作用下，行政规制改革与创新的大方向如何？笔者认为：在行政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的世界潮流影响下，在以人为本的价值目标引导下，中国大陆的行政法制实践正走向柔性管理和高效管理，着力于管理机制和方式方法创新，这是成本低、风险低、效率高、成效稳健、易成共识的一种选择[10]，其稳健取得成功的革新经验正逐渐显现出行政规制改革创新的示范参考意义。[10] 同时，行政法学的学科体系也发生着前所未有的重要变化：人们对于行政法的原则、主体、行为、方法、程序、监督、救济等理论认识，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发生了变化，并深刻地影响着行政法制实践。
也就是从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改革开放方针，到《行政诉讼法》颁布之前的1988年。[14]（4）要树立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公共服务的观念由管制型、秩序型、管理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是一场静悄悄的深刻变革
[6]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通过，转引自夏新华等整理：《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05页。第二种选择是：立宪应该缓行，不到万不得已就不立宪。训政从一开始，就是以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作为起点的，但问题是由这样一个专制机构去进行立宪预备，最后的效果是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对于国民党而言，其必须具有壮士断腕的气概才有可能完成训政的目标。（三）立宪的时机性立宪对于清廷和国民党政府而言，都是一项相当紧迫的任务。
[4]也就是说，立宪有利于皇帝和普通民众，而不利于处于皇帝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官僚阶层。[12]这种对于立宪准备的弹性期间设置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弹性期间在实践中容易被无限期延长，并演变为长期压制民众民主自由权利的借口。
训政的任务是训导人民学会使用选举、罢免、创制和复决的权力，其核心是实现地方自治。[8]这段话不能被认为是清政府不立即实行宪政的借口，因为这段话确实反映了当时的客观情况[9]。
因此通过反思训政这种把开明专制作为通往宪政之路的模式，我们应当更清醒地认识到民众的民主自由权利既是立宪的目标，亦是立宪的方式和手段。在这个时期，整个社会发生着深刻而剧烈的变化。
